哲学的故事 [Will Durant]

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循环，人们建立制度，制度束缚人。从哪里能打破这个循环呢？伏尔泰和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可以通过教育和改变人来打破循环，这缓慢但和平。卢梭和激进分子却认为，这个循环只能由本能和充满激情的行动打破，打破旧的制度，在热情的驱动下建立新的制度，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也许真理居于两方阵营之上：本能肯定能摧毁旧的，但是只有理性能够建立新的。

浪漫主义的浪潮在1848年革命中迅速衰退，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成为一时权威；1859年后，进化论横扫一切成为主导；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尼采振奋人心的攻击传统观念的言论独领风骚，成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但这些都是次要的、表面的，在这些发展的背后，真正强大稳定的是康德的思想之流，它的影响愈来愈深入和广泛。直到现在，在每一种成熟哲学中，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仍被当作公理。

从斯宾诺莎到狄德罗，信仰的破碎尾随着进步理性的日渐苏醒：旧教条一一消失；拥有令人愉悦的精细雕刻和独特风格、象征中世纪信仰的哥特式教堂倒塌了；古老的神祇和波旁王朝一同走下殿坛，天堂蜕变为纯粹的天空，地狱则从此只是人们表达情感的名词。

不可避免地，这一信仰虽备受责难，但它仍会质疑法官的资格，并且要求，理性应和宗教同一待遇，也要经过审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呢？它主张用三段论来摧毁千年以来人们的信仰，它是绝对正确的吗？它是否也像人类的任一器官，在功用和力量上会有极限？检验它的时机已经到来，是时候审查这个正在肆意杀虐远古希望的无情的革命法庭了。对理性进行批判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出生之时，我们的脑海是一张白纸，感觉和经验用千万种方式在上面描画，直到感觉引起记忆，记忆产生认识。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只有物质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物质，也因此必然要接受唯物主义哲学。

休谟说，我们认识精神，就如我们认识物质一样是通过知觉的，尽管精神是内在的。我们从未感知到“心灵”这种实体，我们能感知到的只是独立的观念、记忆、感觉等等。心灵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产生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个指称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

但休谟说，我们从没感觉到原因或者规律，我们只能看到事件和结果，然后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不是一件事必然永久遵循的法则，只是心灵对千变万化的经验的一次总结和速记。我们无法确定曾经的因果顺序是否会在将来重现。“规律”是从事件发生的顺序中被观察到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中并不包涵“必然性”。

所以科学必须局限于数学和直接的实验，它不能相信从“规律”推演出的未经证实的结论。这位可怕的怀疑论者这样写道：“要是我们在图书馆里走一走，就相信了这些原则，那将是多大的灾难啊！当我们阅读形而上学派的作品时，我们要问自己，‘它是否包含有数或量方面的抽象推理？’没有；‘那有关乎事实或存在的实验推理吗？’也没有。那就将这书扔进火里烧了，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只是诡辩和空想。”

为了快点读完《爱弥儿》，康德平日在菩提树下散步的习惯也被暂时丢开了。对他来说，这是件大事：发现另一个人也在无神论的黑暗中摸索，并勇敢地断言，在超感官事物上，感觉优先于理论理性。这就是针对宗教排斥的另一半回答。嘲笑者和怀疑者们终于要被驱散了。将这些争论的思路放到一块儿，结合贝克莱、休谟的印象和卢梭的感觉，将宗教从理性中拯救出来，同时将科学从怀疑论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伊曼努尔·康德面临的任务。

比起写作，他或许更擅长教学，两代学生都爱戴他。他的务实原则之一是最关心能力中等的学生。他说，差生无药可救，天才学生则能自助。

做任何一件事前，他总要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也许这就是他一辈子单身的原因。他曾先后向两位女士示好，但是由于他总是考虑过多，其中一位嫁给了一个更有勇气的男士，另一位则在他决定前就离开了哥尼斯堡。

休谟认为，他已经证明了心灵不存在，科学亦不存在；心灵只是观念的排列和联结；我们认为的必然其实只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偶然。康德认为，休谟的这些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前提就已经错了。他反驳休谟说：假设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独立的、不同的”感觉，那认识就不存在必然性，也不可能给予我们不变的确定结果；如此一来，你肯定不能指望“看到”你的心灵，即使是用内在感觉的双眼也不行。如果所有的认识都来自感官，来自独立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又是不稳定的，那认识的绝对可靠性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些认识是独立于感官经验之外的呢？比如有些知识的可靠性先于我们的经验——即先验。这样的话，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就是可能的，难道不是吗？存在这样的绝对知识吗？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问题。

将感官得到的原材料加工为思想的成品的过程中，有两个级别或者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知觉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来整理感觉；第二个阶段是按照概念形式即思想“范畴”来整理知觉。

那么感觉和知觉又是什么意思呢？——心灵是怎样将前者转变为后者的呢？就感觉本身而言，它只是对一个刺激的意识。我的舌头有味觉，鼻子有嗅觉，耳朵有听觉，肌肤能感受温度，视网膜能感觉到光线，指尖能感受到压力，这些都是经验的开端。小孩在心智没有完全发展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些。但这些不是认识，这些各式各样的感觉自己组成一个聚焦时空中某一对象的感觉群体，形成对这一对象的感觉，比如对苹果的感觉就自己集合到一起：鼻子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眼睛看到的亮度、手指和手掌因感受到压力而产生的对其形状的判断，一道形成了对某一事物的感觉。这时，意识就不是针对某一刺激，而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于是，知觉就出现了。感觉也就变成了认识。 但是再想想，这种组合和过渡是自发的吗？感觉是自发并自然地分门别类排序，然后转化为知觉的吗？洛克和休谟说是，康德则认为不是。

时空是无法被感知的，它们是获得知觉的方式，是对感觉赋予意义的手段，时间和空间是知觉的工具。

时间和空间都是先天的，因为所有有序的经验都包含了它们。没有它们，感觉就不能转变为知觉。它们是先天的，还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会有不依赖时空的经验存在。

感觉是无组织的刺激；知觉是有组织的刺激；概念是有组织的知觉；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智慧则是有组织的生活。每一项都在条理、序列和统一性上更进一步。那么这种条理、序列和统一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们不是来自对象自身，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感觉认识对象，而这种感觉又是通过上千无序的渠道快速获得的，所以并不可靠。是我们的目的使无规律的它们具有了条理、序列和统一性。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性格和心灵给这片海洋带来了光明。

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对象本身可以成为思想或推论的对象（一个“实体”），但是不可能被体验——因为一旦被体验，它就会因为感觉和思想而产生变化。“我们认识的对象是感觉后的对象，至于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完全不知。

康德并不怀疑“物质”的存在和外部世界，但他补充说，除了它们的存在，关于它们，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东西。我们关于它们的确切认识只局限于它们的表象，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感觉。

当对象转化为观念时，我们认识了对象，但我们却不知道它转换前的真实面目。科学终究是天真的，它以为它研究的就是对象本身，是没有被污染的纯粹的外部实体；哲学则相对复杂，它意识到科学所面对的材料是感觉、知觉和概念，而不是物自身。叔本华说：“康德最伟大的贡献是将现象和物自身区分开来。”

二律背反是科学企图超越经验而造成的无法解决的矛盾。例如，当知识试图确认世界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时，思想否定了任何一种假设。

如果宗教不以科学和神学为基础，那它以什么为基础呢？道德。神学基础不是很可靠，它最好是被丢弃或者被摧毁；信仰必须被置于理性的领地之外。所以宗教的道德基础必须是绝对的，不是从可疑的感觉－经验或是不确定的推论中来；不受可能存在错误的理性的掺和；它必须通过内在自我的直接知觉和直觉获得。我们必须找到普遍必然的道德；先验的道德准则必须同数学一样绝对确定。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能够独立于任何经验决定意志”[29]，道德感是内在的，不是来自经验的。我们需要道德命令作为宗教基础，道德命令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命令。

我们的经验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就是我们的道德感，那是我们无法逃脱的感觉，面对诱惑时，这种感觉告诉我们这或者那是错的。我们或许会屈服，但是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一方面我想要撒谎，但同时我绝不希望撒谎得到普遍认可。因为如此一来就没有可信的诺言了。”[32]因此，感觉告诉我不能撒谎，即使撒谎对我有利。谨慎是有前提的，原则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时就诚实；但是我们心里的道德准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绝对善的东西就是一个善良的意愿——也就是遵从道德准则的意愿，不考虑它对我们的利弊。不要考虑自己的快乐，要履行你的义务。“道德本不教我们如何幸福，而是教我们如何无愧于幸福。”

依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就能很快实现理性的理想家园；我们需要做的仅仅就像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园的一分子那样去行动。我们必须将完美的准则应用到不完美的世界里去。你会说，这很难，因为它将责任置于审美之上，将道德置于幸福之上，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野兽向神转变。

理性让我们相信，在对象背后存在着公正的上帝；我们的道德法迫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卢梭认为，心中的感觉凌驾于脑海中的逻辑之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帕斯卡认为，心灵有它自己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大脑无法理解的，这也是正确的。

宗教不是建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带有道德感的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宗教认为，《圣经》或任何启示录都必须由道德价值来审判，它本身不可以作为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

真正的教堂是人民的社区，尽管分散，但因为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在一起。耶稣为建立这样的社区而活，也因此而死；他想高举真正的教会旗帜来对抗法利赛人的教会，但是没能成功。“耶稣使天堂离我们更近，但他却被误解了，上帝的天国没有建立起来，却建立了牧师的王国。”[38]信条和仪式再次取代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人们没有因为宗教而团结在一起，而是归属于不同的宗派；“虔诚的胡言乱语”被误导为“一种对天庭的礼拜，通过它并向上帝谄媚就可得到好处”[39]。——奇迹不能证明宗教，因为我们不能依赖支撑奇迹的誓言；如果祷告是为了终结所有经验的自然规律，那肯定是徒劳无功的。最终，宗教成了反动政府的工具，原本用宗教信仰和希望来抚慰和引导受难民众的牧师，也成了神学蒙昧主义和政治压迫的工具。

因此，生存竞争并非全是坏事。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竞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应受规则、习惯和法律的制约，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但是，现在“这种驱使人们共建社会的反社会性成了各国在对外关系上——即一国对别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受控制的自由态度的借口，最后，任何一国都要提防别国会像以前压迫人民那样迫使他们进入法律制约的文明联合，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灾难”[44]。

康德认为，导致这种军国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盗贼们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争执。“如果我们将文明人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特别是我们大洲上那些商业化国家的行为和冷漠的未开化的野人的行为进行比较，那他们对外，甚至是第一次对外的非正义行为真是让人觉得恐怖，这些外来种族人的造访被当作是入侵。美洲、黑人居住地、香料群岛、好望角等地相继被作为新大陆发现，这些大洲上的土著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这些国家，夸夸其谈，声称自己是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的正统宗教信仰者，同时又犯下不计其数的罪孽。”[50]哥尼斯堡的老狐狸还没有沉默！

事实是，康德过于热切地想证明空间的主观性，以此来逃避唯物论——如果空间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那上帝也就必然存在于空间之中，因此上帝就应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这样的论点是他所惧怕的。

康德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世人，外部世界是作为感觉被我们认识的；心灵不是无用的白纸，也不是被动的感觉的受害者，心灵是积极的，它对经验进行选择和重建。

范畴，可能就是思想的沟槽，是认知和概念化的习惯，它是在感觉和知觉对它们本身的自动整理中慢慢形成的——这种整理起先是无序的，然后通过一种对整理形式的自然选择，将整理进行得井井有条，使不同的组合安排互相适应，相得益彰。记忆将感觉进行分类整理，使之成为知觉，然后将知觉发展为观念，但是记忆是沉积物。康德认为，与生俱来的心灵统一（“统觉的先验统一”）其实是习得的，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习得；它能被习得，也可能由于健忘、性格改变或精神病而被遗失。概念是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但是，在反对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长达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仍陷入了都市的纵欲好色、道德败坏的泥潭，陷入了未受民主良心或贵族荣誉洗礼的残酷个人主义的泥潭。也许分裂的文明再次欢迎康德责任观的一天不久就会到来。

即使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尔也矛盾地说：“人类，我敢说，是物质的创造者。”[70]哲学最初的简单纯洁，由于康德变得不同了，它更加深刻了。

真正的教养必须要求在最初避免出风头，犹如毕达哥拉斯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在最初五年里保持缄默。

有位法国人曾请黑格尔用一句话来概括哲学，让僧侣用一句话来概括基督教，黑格尔输给了那位僧侣。那位僧侣单脚站立说道：“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黑格尔宁愿用十卷书来概括哲学。

《逻辑学》不是对理性方法的分析，而是关于理性概念的分析。黑格尔认为，这些概念就是康德命名的范畴——存在、质量、数量、关系等等。哲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剖析这些和我们的思想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这些范畴中最具普遍性的就是关系，每个观念都是一个关系群；我们通过联系另一事物来思考某个事物，比较它们的异同。任何没有关系的观念都是空虚的，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有和无是统一的”：没有关系或质量的存在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充分地被承认和保障。”[80] 在那些快乐的岁月里，黑格尔老得特别的快。他变得心不在焉，和故事书里的天才一样；有一次，他只穿了一只鞋就走进讲堂，他没有注意到，另一只被他落在了泥潭里。1831年，霍乱传到柏林，他身体羸弱，成为这种传染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病了一天后，他突然安静地睡去了。正如那个时代见证了拿破仑、贝多芬和黑格尔在一年间相继出世，1827年到1832年间，德国相继失去了歌德、黑格尔和贝多芬。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德国最伟大年代最后的辉煌。 [1]《权力意志》，第2卷，第1部分。 [2]《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30页；伦敦，1883。 [3]《纯粹理性批判》，第2卷，第27页；伦敦，1881。后面所有的引述都来自第2卷。 [4]克里斯汀·沃尔夫（1679

始认为黑格尔体系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意志”有几分是由于这种“意志”魁伟而嗜血的幽灵在这科西嘉小子[4]身上茁壮成长。至于他对生命的绝望，则源于圣赫勒拿岛那令人备感凄苦的遥远距离[5]——

“每一个人都应因为他本身而受到尊重；如果仅是把一个人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这将是对他的尊严的亵渎。”[53]这也是无条件命令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宗教，它也只是虚伪的闹剧。所以，康德呼吁平等，但不是能力的平等，而是应用和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他反对门第和等级特权，他认为，所有世袭特权都是过去通过暴力获得的。

[14]曾说：“已婚的男子会为了金钱不顾一切。”在康德二十二岁时，风

并追求数学般的精确）。诚然，有时候——特别是在矫揉造作的、复杂的城市生活中——理性是很好的向导，但是面对更大的生活危机，或是面对行为和信仰等重大问题，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几何图表。如果理性反对宗教，那么理性就糟糕透了。

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批判不完全是批评的意思，而是批判性的分析。康德在整本书里并没有攻击“纯粹理性”，只是在结尾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相反，他恰恰想告诉我们“纯粹理性”的可能性，他认为纯粹理性是高于非纯粹认识的，因为非纯粹认识是经过感官扭曲的。而“纯粹理性”则不是经由感官获得的认识，它独立于所有感官经验；这种认识之属于我们是由于心灵固有的本质和构造。

“我的问题就是，抛弃物质和经验后，我们能够期待用理性获得什么。”

人的心灵（这终于成了康德的伟大论题）不是被动的蜡，任由经验和感觉在上面印下它们绝对但反复无常的意志

席勒和歌德研究他，贝多芬带着敬意引用他关于生命两大奇迹的话语——“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内心”

真理（像电子一样）是对立面的有机结合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真理就是自由主义——心开放则手谨慎，手开放则心谨慎；我们对大问题的观点是因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断减少而形成的；在一切可以争论的问题上，真理是中庸之论。进化运动过程中，事物不断向对立面发展，并与之融汇兼容。谢林说有一潜在的“对立事物的统一性”；费希特说，正、反、合是一切发展和现实实在的形成方式及秘密。

不只是思想根据“辩证运动”发展演化，事物也是如此；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对立面，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容合并将其对立面转化。

思想的运动因此和事物的运动相似：在任何一种运动中，都存在着辩证的发展，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思想和存在遵循同样的规律，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

心灵的作用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差异中潜在的统一；道德的任务是统一性格和行为；政治的任务是将个人统一到国家之中。宗教的任务在于企及并感觉到绝对精神的存在，在这一绝对精神中，所有的对立面都将最终统一。在伟大存在的总和里，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体的，善与恶也是一体的。

斗争是发展的规律；性格是建立于世界的风暴和压力之上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履行义务、责任、遭受痛苦才可能达到他的最高点。即使是痛苦也有其合理性；它是生命的象征，也是重建的激励者。激情在事物的理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世上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伴随着激情的”

这样的历史哲学似乎导致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辩证的发展使生活的主要准则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事物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矛盾，只有“矛盾斗争”能解决这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绝对正确的。既然统一是发展的目的，那么秩序就成了自由的首要前提。

他的下一代追随者带着辩证法分成了两派——“黑格尔右派”和“黑格尔左派”。魏斯和小费希特在存在即合理的理论里找到了天道之说的哲学证据，以及绝对服从的政治合理性。费尔巴哈、摩莱肖特、鲍威尔和马克思则回到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怀疑论及“更高的批判主义”，将历史哲学发展为阶级斗争理论，由黑格尔的必然性导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但现在，乌托邦渐渐远去，隐退至黯淡的未来，唯有年轻人的眼睛仍可看见；老人们追随了它这么久，如今眼见人类希望破灭，深感自己被命运捉弄，不得不放弃。年轻人可以放眼未来，年长者可以缅怀过去，但多数人却迫于当下的生活，而当下已是一片废墟。

最后，两人的争吵白热化，母亲毅然将自己的儿子兼对手推下楼梯。叔本华充满了怨恨，他告诉母亲，唯有通过我，你才能为后人所知。这件事以后，叔本华很快离开魏玛，在她母亲人生的最后二十四年里，两人一直没有见面。在母子关系上，有着类似命运的还有出生于1788年的拜伦。在这种家庭环境下，他们注定悲观。一个得不到母爱甚至被母亲憎恨的人是没有理由迷恋这个世界的。 与

叔本华没有母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甚至没有自己的祖国。“他是一个纯粹的孤独者，没有任何朋友，但一和零之间存在无穷。”

得不到名望的人总是用自负来填补缺憾，而有名望的人善于用自负来壮大自己。

大学没有理睬叔本华和他的书，它们似乎在替叔本华验证他自己说过的话——所有哲学领域的进步都来自大学校园之外。

律师、医生、商人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发现，叔本华不像那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家，只会说些形而上学、不切实际的话，叔本华能够深入浅出地剖析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而这正是这帮中产阶级人士想要的。对1848年革命的理想以及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欧洲人民已经不抱幻想，他们开始热烈欢呼叔本华的到来，因为叔本华的哲学表达了1815年欧洲的绝望。叔本华利用科学对神学展开攻击，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贫穷和战争提起控诉，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生存竞争。这一切为他的最终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打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读者便会对它的文字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没有康德式错综复杂的术语，没有黑格尔式的扑朔迷离，也没有斯宾诺莎式的数学几何，全书的展开清清楚楚、井井有条，一切围绕着“作为意志的世界”这个中心概念，也可以说，全书围绕着人类的斗争、人类的苦痛展开。

此外，叔本华要是能不诋毁黑格尔，他的言辞会显得更为崇高，因为对于生者，除了赞美，我们还是保持缄默为好。

他希望开宗明义地接受康德的立场，即外部世界只有通过我们的感觉和表象才能被认识。

人类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发现叔本华，就因为他没有把最精彩的部分放在书的前面，在花了两百页的篇幅介绍完别人的唯心主义后，才把自己的思想呈示出来。

全书的第一节，最充满活力的部分当属对唯物论的批判。当我们只能通过精神认识物质时，我们又怎么能够把精神解释为物质？

忽然发现了唯物论的致命伤——唯物论煞费苦心努力获得的知识，竟是唯物论的必要前提。唯物论以物质为上，但让我们想象一下，比如思考一种物质，其实我们思考的只是我们感知物质的主体：看到物质的眼睛、感受物质的手以及认识物质的理解力。因此，唯物论犯了循环论证[36]的毛病，并在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可以肯定的是，只通过观察物质，继而考察思想的方法是无法解开形而上学谜团的，也无法发现现实那隐秘的本质，我们必须从我们熟悉的、能够直接认识的地方开始，即我们自己。

我们并不是因为发现欲求某个事物的种种理由才去想得到它，而是因为欲求某物才去寻找得到它的种种理由。就像这样，我们甚至通过这样的哲学、神学思辨来掩盖自己的欲望。[45]因此，叔本华把人类称作“形而上学的动物”——其他动物拥有欲望时是不会来一番形而上学的空头理论的。

但是，理性似乎总是服从于欲望，充当欲望的工具。当理性试图顶替意志时，困惑随之而来。

“表面上看，人往前走是因为某种东西在前面拉着，而实际上，是因为某种东西在后面推着”；[51]他们以为自己是被自己所见牵引，而实际上，他们是被自己所感驱使；也就是说，他们被本能驱使。

性格寓于人的意志中，而非理性中。人的性格也是一种不间断的目的和态度，这种目的和态度就是意志。

意志行为和身体活动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由因果关系连接的两个不同事物。意志行为和身体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整体。

理性会疲劳，而意志永远不会；理性需要睡眠，而意志即使在睡眠中依然在不停地工作。

爱情是大自然设下的骗局。在婚姻中，爱情会慢慢消逝，人类对爱情的幻想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唯有哲学家才能在婚姻中感到快乐，但哲学家是不结婚的。

真正的历史哲学是这样的：在一切无休止的变化中，在一切纷繁复杂的事件中，能够认识到，我们唯一面对的只是那永恒不变的存在，该存在所追求的目标永远不会改变，不论现在，过去，抑或是将来。

但是，不论是石头，还是哲学家，他们的意志都不是“自由”的。唯有作为整体的意志才是自由的，因为除了自己，别的意志都无法束缚它，而一般意志的各个部分——每一个物种、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器官——都由整体意志决定，一旦决定，便不可扭转。

究其原因，首先，意志本身意味着欲求，而且它总是眼高手低。一个已经实现的愿望总是伴生着是十个没有实现的愿望。欲望是无限的，而欲望的满足是有限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永恒的矛盾拂乱我们的身心；欲望被实现，意味着新的欲望出现，如此下去，无休无止。

其次，人生是不幸的，因为痛苦是人生最基本的刺激和实在，而愉悦只是痛苦中的片断，其作用是消极的。亚里士多德说得对，智者不寻求愉悦，他们在忧虑和痛苦中寻找自由。

一切满足，或俗话说的幸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消极的……我们并未完全意识到我们已经拥有的幸福或优势，我们对它们也不甚珍惜，我们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它们仅仅是通过抑制痛苦消极地满足我们。唯有失去它们时，我们才懂得它们的价值；而欲求、穷困、苦痛，都是积极的东西，能与我们直接交流

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欲求和痛苦一旦容人休息，无聊便随之而来，彼时，他将必然渴望娱乐消遣”

因此，“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摆动……当人类把所有的痛苦和煎熬化为地狱这个概念时，留给天堂的就只有无聊了

欲求是普通大众无休止的痛苦之源，而无聊则是上流社会的痛苦之源。对于中产阶级，休息日代表着无聊，工作日则代表着欲求。

我们可以说，谁增加了知识，谁就增加了人类的痛苦。此外，人类的记忆能力和预测未来的能力也能加深人类的苦难，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痛苦来自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预见，痛苦本身其实很短暂。与死亡相比，人类因为想象死亡所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到最后，当人类降服了其他所有物种，人类便把自然视为工厂，为己所用。但是，即使在人类内部，斗争也相当明显，人类的斗争发生在意志的各种变体之间。我们发现，人是吃人的狼。

诗歌里，英雄们为了实现目标，上刀山、下火海，而目标一旦实现，幕布也会匆匆落下——既然目标已经实现，一切便应结束，否则，观众看到的只有失落的英雄。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从目标的实现中得到幸福，而现实并非如此，目标实现以后，他还是以前的他。

不论婚前，还是婚后，我们都不幸福；不论独处，还是群居，我们都不快乐。我们就像一群为了抵御严寒而聚在一起的刺猬，靠得近了，不舒服，离得远了，又冷得刺骨。人生真是有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追求物质财富的荒谬。傻子们都以为，只要获得了财富，意志便可得到完全满足，有了钱，便有了实现各种愿望的万能钥匙。

不过，为聚财而活的人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除非我们知道如何将财富化为快乐。这是一种需要教养和智慧的艺术。对感官的追求不会给人长久的满足，所以，一个人必须像懂得生财之道那样懂得人生的目的。

塞内加[124]说，如果想让万物臣服于你，请先臣服于你的理性。世上所有奇才中，最伟大的不是世界征服者，而是自我征服者。

哲学能够净化我们的意志，不能简单地认为哲学就是读书或是被动的学习，哲学是体验，是思考。

所以，我们的第一条箴言是，生活先于书籍；第二条是，文本先于评论。

如果能够遵循这两条箴言，那么，对教养的追求，即使是通过书本，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是否幸福，不取决于我们口袋里有什么宝贝，而是取决于我们脑袋里有什么东西。轻信权威是愚蠢的：“别人的脑袋是龌龊之所，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那糟糕的脑袋里。”

要摆脱无止境的痛苦，就要对人生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各时代、各国家的伟大人物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因为伟人的一生就是追求理性的一生。“无私的理性就像香水，散发的香气能够超越那些意志世界的愚蠢错误。”[129]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如此境界，他们把事物看成欲望的对象，于是，他们痛苦。如果要把事物看作纯粹的认识对象，需达到自由的境界。

[135]思想就像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的阳光，它冲破欲望的牢笼，揭示事物的核心；思想会对个体和细节进行深入的探究，并找出“柏拉图理念”或者万物的普遍本质，而思想只是这种“柏拉图理念”的一种形式。在这方面，思想跟画家有共同之处。画家画画时，在模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模特的个人性格和特点，还能看到所有模特的普遍特点和永恒实在。对于这些普遍特点和永恒实在，模特个体只是象征和手段。所以，天才的秘密在于，他们能够清清楚楚、不偏不倚地感知到一切客观的、本质的以及普遍的东西。

艺术通过展示瞬间和个体背后的永恒及普遍，减轻人生的痛苦。斯宾诺莎说得对：“如果人的理性能够看到事物永恒的一面，理性也就成了永恒的一部分。

基督是不主张斗争的，因而完全克服了个人意志。

佛教比基督教深奥，因为佛教把意志的寂灭看作宗教的全部，并宣扬涅槃是一切个人发展的目标。印度教徒比欧洲思想家深刻，因为他们不从个人外在和理性的角度，而是从内在和直觉的角度来解释世界。理性细分一切，而直觉却统筹一切。

成熟的人会欣然接受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局限性，他们不希冀上天的偏爱，也不想在人生这场游戏中耍滑头、占便宜。和卡莱尔一样，他们懂得，因为太阳不为我们点燃雪茄而去谩骂它是毫无意义的。

实际上，这个世界既不与我们为敌，也不与我们为友，它只是我们手中的原材料。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内在。

如果欲望满足后接踵而至的是新的欲望，我们又该怎么办？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永不知足。古训说，快乐不在于占有或满足，而在于创造。健全的人渴望幸福，但他更渴望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为了获得这样的自由和力量而必须忍受痛苦的煎熬，他会欣然接受，毕竟，这点痛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需要通过抵御痛苦来提升自我，正如阻力能够令飞机起飞、使鸟儿翱翔；我们需要各种阻碍来砥砺我们的意志、激励我们成长。没有悲剧的人生不值得活。